林徽因参与国徽设计的过程，远比“参与了设计”几个字要曲折和深刻。她不仅是清华大学设计组的领导者，更是整个方案设计思想的主要源泉，在病榻上为这枚国家象征注入了独特的灵魂。
        先行探索：玉璧方案的诞生
        早在1949年7月公开征集前，林徽因就已和助手莫宗江开始草拟方案。她认为国徽必须具有最鲜明的民族特征，要体现中华文明古国的文化传统，避免成为苏联国徽的翻版。
        1949年10月23日，她与莫宗江联名提交了第一个正式方案。这个方案以玉璧（或瑗） 为主体，融合了国名、五星、齿轮、嘉禾等元素，色彩仅用金、玉、红三色，整体呈汉镜样式。其设计深意在于：
        · 玉璧象征国家统一与“完璧归赵”；
        · 五颗金星首次将国旗上的五星引入国徽设计；
        · 红绶穿瑗的结象征革命人民的大团结，其褶纹样式模仿南北朝造像风格，而非西洋缎带结。
        这个方案虽然因“玉璧”概念对当时群众而言过于古老和精英而落选，但它首创了“五星入国徽”，其红绶穿瑗的构思也被后来的正式国徽所沿用。
        定鼎之作：确立“国徽非商标”的设计原则
        1950年，全国政协决定由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展开设计竞赛。林徽因与梁思成共同领导清华小组。面对一些模仿外国或像商品商标的应征稿，她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：“国徽”与“商标”的区别。
        她明确指出：“国徽悬挂的地方是驻国外的大使馆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要地方，所以其必须庄严稳重。”为此，她为清华小组确立了清晰的设计方向：
       · 不是风景画：天安门必须被程式化，而非写实的风景描绘。
       · 不是商标：用色不能多，以免显得轻率艳俗，最终决定仅用金、红两色。
       · 必须象征化、图案化：图案要便于雕塑、制作印章和印刷。
       在这一原则下，林徽因做出了一个关键的技术决断。当中央提出将天安门放入国徽后，她立刻想到利用天安门的正投影来取代其他方案中的斜透视图。这一改动，从视觉上立刻赋予了国徽一种与商标或纪念章截然不同的庄严感。清华小组恰好拥有20世纪30年代林徽因等人实测的天安门图纸，为精确设计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条件。
      最终胜出与病榻上的坚守
      在整个设计过程中，林徽因已是肺结核晚期，身体极度虚弱。她白天在家中与营建系同事讨论方案，晚上则独自承受病痛，在病榻上继续推敲设计。她的学生回忆，当时林徽因去上课，是黄包车拉到楼下，再由学生背上楼的。
      经过反复修改，清华小组先后完成了二三十个正式图案。1950年6月20日，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最终评选会上，清华大学方案凭借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和庄严典雅的风格，最终战胜中央美术学院方案，被选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。林徽因作为设计小组的核心，其设计思想直接奠定了国徽最终的艺术基调。
      超越设计的遗产
      林徽因的贡献不仅在于留下了一个图案。她将现代国家象征与中国古代玉器、汉镜、南北朝纹饰等深厚的文化传统相融合，为新中国找到了一种既革命又民族、既庄严又典雅的视觉语言。她所坚持的“象征化、程式化”原则，以及金红两色的极简用色，使得国徽能够超越时代，成为一枚真正具有永恒意义的国家图腾。